成都是一个三步一茶馆，五步一茶园的城市，每天都有很多人坐在茶馆里。与之相邻的重庆，茶馆不像成都那么普遍，这可能是地形的局限所致。重庆是山城，城在山上，坡坡坎坎，平地不多，只要有一点像样的平地，一定会弄来修大房子，一定会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去处，喝不喝茶有什么要紧呢?成都的茶铺一般占地都比较大，桌子很多，一张桌子周围放上七八张竹靠椅也常见，这对重庆这样地貌狰狞的地方来说，的确是太奢侈了。不过，好在重庆人本身也不像成都这么闲，即便什么事情也没干，每天就是爬坡上坎也已经够意思的了。赶路啊赶路啊，有碗老荫茶也就足够了。所以，以前重庆最多的是老荫茶摊。
我怀念早年的重庆老荫茶摊，那是世界上最感人肺腑的茶摊：一张小茶几摆在路边，上放几个玻璃杯，里面是满得往外流的老荫茶，浮在杯上的是一块玻璃，最贵的一分钱一杯，最便宜的一分钱喝够。走累了渴了，站下来，揭开一块玻璃，咕嘟咕嘟几口就下肚一杯，然后又揭开另一杯，咕嘟咕嘟又是一杯，往小茶几上放一分钱便开路。哪里是生意，完全是讲义气!
茶馆也是有的，不过，在重庆坐茶馆不像在成都那样是一个全民运动。很多年前，重庆基本上是一个大码头，长江嘉陵江上帆来帆往，将远处的药材、盐、胆巴、木货、瓷器等等物品运到这里，重庆成了一个商品集散地，生意兴隆通四海。全城有上百个同业公会，每个公会都有自己的行业茶馆，茶客们在那里谈生意，袖笼子里伸指头讨价还价。那时都穿长袍，衣袖宽大，几只手伸进去都不觉得挤。卖方伸出五个指头讨价，买方将对方手指头按三个下去还价，卖方再弹一个起来，买方捏一下对方竖起的三个指头算是接受，于是，生意便算是做成，付了茶钱，另找地方交钱拿货。做生意如做贼，一点也不光明正大，完全像是在进行毒品交易。不过，这也说明当时坐茶馆的人非常多，那时的茶馆都没有密室似的包间，在这样眼多耳多嘴杂的场合里，要保守商业秘密，这种袖子里手谈倒是很管用的。同时，茶馆又多是帮会堂口，袍哥大爷坐堂主持公道吃讲茶，说得脱走得脱，输理者道歉付茶钱。
抗战陪都时期，文化人云集重庆，在茶馆里喝茶，一不小心，杯中的茶水就会溅到一个著名文化人的长衫子上。中央公园(后来的人民公园)陡坡上的长亭茶馆，保安路上(解放碑附近)升平电影院隔壁的升平茶馆，七星岗的中心茶社等等，都是茅盾张恨水曹禺等人常常出没之处。我家就住在离升平茶馆五分钟路远的地方，每天从升平茶馆前经过，也不觉得那里与别处茶馆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一次从文史资料上看到介绍，便去问在那茶馆张罗的人，那人虽然也是上了些年纪，但却一问三不知，连茅盾张恨水曹禺是谁也不知道。这也可以理解，这些文化人不是娱乐圈中人，就算当时也在那个茶馆里就座，不是内伙子，谁知道你是谁呢?位于沙坪坝的磁器口，茶馆生意也是不错的，老舍郁达夫等人就常常在那里喝茶。那里的茶馆鱼龙混杂，茶客中有商贾，有鸦片吸食者，有国民常特务，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大家混坐在一起，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龙门阵，打伙摆;烟酒茶，各吃各。我很喜欢黄桷桠上的老茶馆。黄桷垭在重庆长江南岸的山上，以前没有公路通上山，上山就得走一条明清时期就有的茶马石板道，有些住在那里的老人们说，当年蒋介石就常常坐在滑杆上从这条石板路上山。不过，多年以后，我在黄桷垭上老茶馆里，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隐士却没有提到蒋介石什么的，他只是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当年张大千徐悲鸿丰子恺叶浅予等人坐着滑杆上来喝茶的情形。
江流石转，在中国进入计划经济的时期里，谈生意就真的像进行毒品交易一样，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袍哥大爷们也早已被消灭，著名的文化人要么进京了，要么就是到别处去了，重庆茶馆便日渐式微。小街背巷里依稀可见的茶馆里，坐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无所期盼，也无所事事，只是在茶杯边磨蹭剩余时光。茶馆是最早开门的地方，早晨5点，整个城市都还沉浸在睡梦中，这些茶馆便已经开门了，瞌睡少的老人们到公共厕所方便完毕后，就背着手，咳咳吭吭地来到茶馆。里面光线晦暗，空气浑浊不堪，谁见着谁都不必打招呼。屁股下坐的是长板凳，手里拿着长烟杆，盖碗里泡着的是酽胴胴的老沱茶。地上到处是口痰，空气中弥漫着辛烈的叶子烟味，摆的是“那些年辰”的老龙门阵。老年人在这里比在家里还感到温暖。不坐茶馆的人往往又称茶馆为“老虎灶”。所谓老虎灶，就是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因为很耗煤，所以人们称之为“老虎灶”。小时候我就常常在大人的授意下，提着一个温水瓶，到老虎灶打开水，一分钱一瓶，见到里面有人说评书，就提着开水站在那里看一阵，然后回到家接受大人的呵斥：“死到哪里去了?打瓶开水也半天才回来!”
